那電影是國防部中國電影製片廠出品的，上映前的試片，請了聯合報駐倫敦代表特派員周榆瑞來看，因為他是文人，中國新聞界的老兵，他跟毛澤東、周恩來都非常熟悉，他看到我在電影裡頭出現、跟人家對話等等，他不由自主站了起來，他講：「這個人是共產黨！」 事後我知道這個消息時，你知道我多高興！那種感覺就是，我們都是把對方、當成敵人、當成壞人！我就是創造一個人！在他的職務裡，他應該要說些什麼話，那麼樣的一個人！ 其實，我的機會真的很好！我有很多好機會，在別人明爭暗鬥的情況之下，不小心地

，機會就到了我的手上，我演了一些角色，這些角色讓我在很短的時間裡，在臺灣的電影界引起很大的注意。 但是也有糗的事情，糗的是什麼？雖然我已經拍了幾部很像樣的戲，可是為生活的問題，我需要錢來養家。美國的大導演羅伯懷斯到臺灣拍聖保羅砲艇要找人，大家都排起隊、一行一行的在那等。我的旁邊是一個場務，腳還有一點瘸，對我們來講，是在電影界裡的不同階層。結果他選上了，我沒選上，所以我覺得機運也很有關係。 我很感謝過去有很多機會，人家肯讓我有所發揮。但是我必須要說的是，和我同船從上海在1949年5月1號來臺灣的，有默片時代的大明星龔稼農，有老牌演員葛香亭、常楓、曹健、魏蘇、雷鳴等，他們不見得有我的好機會，但

不代表他們演的比我差，只是我的機會多些。 我是屬於那種可以自我開發的人，很多時候我喜歡思索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一個是檢討過去的自己，一個是我現在的處境，還有一個是我怎麼面對我的將來。所以在我的生涯規劃中，有幾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是，我無意中被人家撿到進入軍中劇隊，幫助我有機會讀一些專業的書，然後從事專業表演。 我離開軍中是為了我的生涯規劃，我期望更多的觀眾來看我的戲，其中包括軍中官兵，還有不屬於軍中的一般觀眾。 　　當我很順利在電影界走動，在拍戲的過程裡，臺灣經歷了一個特別的時代，那是什麼呢？正值香港電影低潮，臺灣大量拍電影的情況下，我最忙碌的時候，同時拍九部電影，在短短的幾年，我就拍

了兩百多部的電影，但是那也是我最不快樂的一段時間，我常常想到要自殺，我不喜歡自己，我常自問這就是我嗎？ 最早我為自己定了座右銘：「孫越，生於舞台，死於舞台。」但我覺得那種精神離我愈來愈遠，我變成一個行屍走肉，偶爾演演好戲，演演不好的戲也賺錢，也就那麼拍拍腦袋過去了。我不喜歡那樣！我覺得我要主導我自己！ 所以，我在1977年，在我臺灣演藝工作最忙碌的時候，我毅然決然地放下這些事情，答應香港的胡金銓導演去韓國拍了1年的戲，對我來說無異是放逐吧。讓自己離開原本熟悉的環境，重新去思考後面該面對的是什麼。 1978年我回來的時候，我做了一個決定，先是把我本來就偏高的片酬再加一倍，之後是先看劇本後接

戲。這個好處是讓我重新整理。 1978年的時候，我平均替人客串一天有台幣十萬元，可是我放棄不要，我寧可要一個規規矩矩的角色。我不再替人客串，因為客串到最後，客串爛了，人家把你所有的戲濃縮在一天裡頭拍完，就放了你，最後自己變成什麼都不是。 有鑑於前輩都走在那一條路上，我不要再走在那一條路上，所以我就這樣子做了決定。 後來我一直很幸運，為什麼？像從前我一直演所謂的壞蛋，到後來虞戡平、搭錯車的虞導演，他拍喜劇時，我就跟我的爛朋友陶大偉演戲劇（還有夏玲玲），因為我們從前在電視上搭檔，包括：小人物狂想曲和後來的風箏，就這樣演演演…可是在這個時候，虞導演因為當時拍戲沒有賺錢，電影公司想要冷凍他，他為

了求變，於是想出一個方法，他要拍一個寫實的、現代的、親情的電影，於是搭錯車出現了。我是演壞蛋的，我是演喜劇的，怎麼能演這個角色？他力保我，在老闆面前，他說由孫越演，孫越不演，我不導。最後，我就演了搭錯車，還第二次得了電影金馬獎。頭一次是因為揚子江風雲演壞蛋，第二次是因為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