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五十年，曾在雲南省建水縣任職鄉長的江德昌先生帶著逃難時認識的第二任妻子，從泰國搭機前往台灣。那是他第一次感覺到自己與家鄉間已經存在著難以縮短的距離，他沒有想到這距離在他的餘生中始終無法縮短任何一吋，反倒在時間的流逝中愈顯深長。 雲南淪陷前，他在建水縣開設酒廠與糖廠，前半生過著富貴人家的大少爺生活，第一任妻子是九歲時指腹為婚的千金小姐，年輕貌美，教育程度高，家世好，為他生了六個小孩，還收養一個孤兒，一家人在雲南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直到雲南淪陷。 他耳聞共軍對權貴人家的態度，只能選擇逃亡，妻子在他離家前拉著他的手，含著眼淚對他說：「你生下來就是少爺命，逃出去後，記得找個人照顧你，不要顧

忌我，我不會在意。」 他不知道，這個生離也等同死別，此後他沒有機會再見到第一任妻子一面，也無法得知她的任何消息。最危急的時候，他曾伏著身子躲在雞舍裡，在雞啼中與外頭的共軍擦身而過，他在雞舍裡撿回一條命，也在逃離雲南後加入反共救國軍，期待有天能回到故鄉。 江德昌在逃難途中結識一位孤兒，憐惜她的身世，娶她為妻，他在軍中打仗，而妻子為軍人縫衣服，兩人沿著戰線，從緬甸退到泰國，最後面臨是否搭機來台的抉擇。 在搭機之前，江德昌仍然對這個決定感到不安，台灣太遠，他對這個島嶼一無所知，若留在泰國美斯樂，總離故鄉近一點，回家的希望也似乎高了一些，但是妻子告訴他，泰國畢竟是他鄉異國，語言與教育是無法解決的

難題，為了小孩，他們得到台灣。 緬甸游擊隊員普遍有抽鴉片的習慣，江德昌也不例外，成癮多年，難以戒除，離開泰國時還帶在身上，搭飛機時，上頭的人叫他們要綁好安全帶，江德昌的妻子沒聽清楚，以為上頭要檢查鴉片，急忙將鴉片丟出機外，心裡升起了更多不安。在緬甸邊境，他們在空屋中親眼看過許多自殺的老鼠，只因老鼠躲在天花板，吸了底下人們抽的鴉片，人去樓空後，老鼠捱不過毒癮發作時的痛苦，紛紛從屋頂上跳下，墜地身亡。 飛機升空，離開地面，未來就像窗外的景色，埋在雲霧間，看不見方向。戒斷症狀在飛機抵達台灣後才出現

，還沒上山前，江德昌與其他染有毒癮的義民一起到勒戒所，沒有替代藥物，只憑毅力與忍耐，強制戒除毒癮。 在台灣的生活雖苦，他的妻子還是覺得比逃難安定多了，他們的願望小，能安穩扶養子女長大已經感到滿足。他嫌女兒走路慢，來不及搭公車上學，每天早上親自背她到公車站等車，到了傍晚，再到車站背女兒回來。命運造化，在台灣出生的小兒子不若經歷過戰火的兄姐強壯，一出生就被診斷出先天性心臟病，埔里基督教醫院的院長告知他們夫妻，以台灣的醫療水準，小孩的壽命有限，建議他們將小孩交給外國人收養，也許能得到比較好的醫療照顧，他們夫妻思索許久，還是決定將小孩留在身邊，畢竟是自己的小孩，再短命也是緣分，見得到一天是一天。

儘管離家多年，回家的希望隨著時間過去，越來越渺茫，江德昌對故鄉的牽掛從未斷過，他記得故鄉的住址，每天早上，親自幫女兒綁頭髮，便不自覺地哼著愛國歌曲，一句句：「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或是在種田時唱著《我是一隻畫眉鳥》，情深意重的牽掛在輕快的曲調中表露無遺。 江德昌來不及看孩子長大，在民國六十四年因為肝硬化過世，他比病弱的小兒子早死，避開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苦，在汪啟進場長的協助下，他兒子來到台北榮總接受心臟手術，當時的主治醫師黃碧桃告訴江德昌的家人，動手術也只是暫時延長壽命，預測無法活到十六歲。 十六歲那年，江德昌的兒子住院治療，他告訴姊姊，他夢見父親來看他，父親一臉慈祥，與生前一樣，叫

他不要害怕，跟著他走，幾天後，江德昌的兒子便過世了。 多年後，開放探親前，因緣際會下，江德昌的女兒結識來到清境農場種植康乃馨的日本人，得知日本的花卉研究中心裡有為數眾多，來自雲南的研究生，他女兒憑藉對父親的記憶，想起父親留下的故鄉地址，透過日本友人，輾轉聯絡到雲南植物園的園長馮桂華，透過她轉交一封信給家鄉的親人。 這時他們才知道，與父親同樣出身於富豪世家的大娘，那位纏小腳的父親第一任妻子，在文革時被打為黑五類，幾乎天天跪在屋簷下拷打，而江德昌遺留在大陸的小女兒，在紅衛兵進門的那一刻就已經被活活嚇死。 分隔兩地的一家人，在這個時代裡吃盡了不同的苦，直到開放探親，江德昌已經過世十餘年，他始終

沒有機會見到親人，對家人的思念始終無法跨越有形的地理屏障，與許多等待太久的榮民義胞一樣，成為永遠縈繞心頭，揮之不去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