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名叫潘伯安，1926年，生於廣東新豐。那是一個山多於田、水少於井的地方，村裡人的日子，像他們腳下的泥土，一鬆手就散。家中排行老大，上一位是姊，下一位是弟與妹，父親做著一份地方公職，與鄉民一樣，勤苦而安靜地活著。

　那時他還是個孩子，小學畢業的前一年，日本兵已經跨進山門。戰爭像是從廣播裡跳出來的鬼影，說來就來，說走不走。全家人拉起鋪蓋，鑽進山中，寄住在親戚的屋簷下。白天讀書，晚上藏人，日子在警報與靜默之間來回晃盪。

少年時的潘伯安加入了自衛中隊—一支既不像兵也不像民的臨時隊伍。任務是護村、是偵查、是配合山中的游擊。對面的敵人是訓練有素的日軍，他們來時，像鐵一樣冷硬，像火一樣無情。潘伯安記得，有一夜日軍攻進村子，捉壯丁至井邊排隊，用刺刀刺背，再一腳將人踢入井底。天亮後，村人發現井已被屍體塞滿，水源成了墳墓。游擊隊裝備簡陋，卻憑藉地形與靈活，製造了不少騷擾。曾有2次，低飛的日軍戰機被打下來，村人鼓掌，但不敢出聲。沉默成為山中的慶典。

　抗戰勝利那一年，他19歲。那天村裡的收音機傳來「日本投降」的聲音，老人哭，小孩笑，大人不語。有人想報仇，卻被蔣中正委員長命令不得動手，還派車送日本兵回城。

　勝利過後，他當上了鄉裡小學的國文老師。山裡交通不便，有學生病了，他便背著孩子走下山回家。2年後，縣政府來了一紙派令，潘伯安成了民政科的科員。他說，大概是中學校長李華新寫得一手好推薦信，讓他得以獲得李泛舟縣長的信任。

縣政府工作如水般穩定，卻掩不住時局的驟變。國共戰爭北燒南燎，廣東也成了風口。人們說，要逃就兩條路，北上韶關，南下廣州。他知道，往北就是投共，對他這個公職人員而言，絕無活路。於是他選擇了南下，廣州尚由薛岳鎮守，像是風暴前的避風港。

　到了廣州，亂世裡最穩的選項是穿上軍服。他進了幹部訓練班，2個月後，連夜上船，啟航。沒人說去哪，只知道抵達一個叫「海口」的地方，宿於大學校園。廣州的政治幹訓班被改編為「海南防衛總司令部軍官訓練團」，團長還是薛岳。潘伯安分發守衛司令部，一人配一把卡賓槍，日夜輪哨。共軍攻來，他便開火。

海南守不住了，國軍開始撤退。那一夜，他登上最後一艘船，遠望還有火光未熄的山頭。海上遇上海盜，對方要糧要槍，也開了幾槍，但談判收場，船上的人無一傷亡。他記得一位少年兵，當場嚇得腿軟發抖。他沒笑他，他自己早已學會與死神共處。

　船抵基隆港外，卻不得靠岸。孫立人下令全員待命，運補官上岸，士兵不得動。幾日後，命令來了，要轉往浙江舟山群島。舟山的戰事膠著，國軍堅守，石覺將軍盼星星盼來援軍。他們一抵達便投入戰鬥，幾波共軍攻勢皆被擊退。後來，共軍加大攻勢，最終還是得撤。國軍撤退時，共軍卻遲疑，以為島上國軍還有底牌，等6日才登陸。

1950年，他踏上臺灣，被編入工兵部隊，參與屏東萬丹大橋的重建。後來，又被編入砲兵部隊，一開始還使用日軍遺留在臺的舊裝備，直到後來美援擴大，美軍新式砲兵裝備的接收也落在潘伯安肩上。1967年，隨著越戰升溫，蔣總統的「國光計畫」如火如荼，他也加入了在桃園觀音開辦的「戰地政務」訓練班。

　軍職退役後，轉任退輔會工作10餘年，兩子皆成才。他自己則像一棵經歷火燒風寒的大樹，站得直，站得久。百歲之齡，耳清目明，語言不亂，如今安居臺北民生社區。午後陽光灑在他的院子裡，像是從新豐、海口、舟山，一路照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