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金必文，民國17年2月7日出生，是一位隨國軍轉進來台的老兵。後來我成為一名陸軍上校，如今人老了，回首一生，只覺滄海桑田，百感交集。這不是什麼偉大的故事，只是一段普通老兵的生命記事。

韓戰已過一甲子，前些日子我在新聞中看到南北韓離散家庭團聚，心中湧上一股難以言喻的酸楚。因為我也是在國共內戰時與家人離散的離散者。幾十年來，我夜夜夢見母親，夢裡她總是牽著我的手，輕聲叮嚀；夢醒時，枕邊卻早已濕透。

  母親年輕時聰明、美麗、勤勞能幹，是村裡出了名的巧姑娘，父親早逝，我成了她唯一的依靠。我印象中我們的家只是一間破舊的稻草棚。父親留下的遺產，只有這個能遮風擋雨的小屋。生活僅靠母親做針線活勉強養家，一針一線縫著生活，也縫著希望。那時我們常挨餓，一日兩餐有時都成奢望。冬天凜冽，沒有棉衣、沒有被褥，我們只能蜷縮在稻草堆裡取暖。糧絕時，母親會冒著風雪出門，挖回一籃「觀音土」或撿些爛菜葉，那些原本連牲口都不吃的東西，竟成了我們的救命糧食。 後來我們搬到外婆家，生活依然艱難。外婆年邁多病，舅舅又體弱無力，全家靠母親打臨時工度日。記得有次母親熬了一碗清粥，想孝敬外婆，母女倆互相推讓，最後他倆抱頭痛哭，那碗粥最後是我喝下的——那是我童年最深的記憶。

抗戰爆發後，有人來鄉裡接運難童到四川避戰。母親含淚把我送上車，叮嚀我「要出人頭地，別讓娘丟臉」，從此與母親天涯兩隔。我被安置在萬縣的「難童教養院」，那裡生活清苦，老師嚴厲，我常被打得手腫如包。母親的信，是我唯一的慰藉，她常寄衣物、布鞋、零錢，信裡滿是思念與鼓勵。在老師及母親的鼓勵下，我考上重慶國立中學，那是一群流亡學生聚集的地方，大家沒有玩心，只有求知與報國的熱情。抗戰勝利後，原想返鄉，卻又逢內戰。學校停辦、糧餉斷絕，於是我穿上了軍裝，成了國軍的一員，從此命運轉了個彎。隨軍轉進台灣時，我站在船上，望著遠方的海，心裡明白——這一去，也許再無歸期。夜裡的風很冷，甲板上滿是哭聲。有人喊娘，有人跪著禱告。那時的我，心裡只有一個念頭「活下去」。

在台灣的軍旅生涯艱苦無比。當時軍人的生活非常封閉，薪餉微薄，我長年駐守外島，許多弟兄終身未娶，成了營裡的「老處男」。我們笑自己像和尚，軍營就是廟，外島就是牢。可即使如此，沒有人抱怨，我們心中有信念—「反共抗俄，保衛台灣。」戰地的日子充滿著死亡的驚恐，炮聲震耳，戰友隨時都會倒在血泊中。每當在烈士墓前獻花時，我的腦中就會浮現那些為國犧牲年輕的臉孔。他們為國而死，而我活下來，只為繼續完成他們未盡的責任。

退伍後，我參加了橫貫公路的開鑿工程，面對懸崖峭壁，我們這群老兵用鐵鎚與汗水，一寸一寸地鑿出通道，當通車典禮禮炮響起，我的眼淚奪眶而出——那一刻，我感覺自己又打了一場勝仗。

民國76年兩岸開放，我迫不及待回到故鄉(湖北省江陵縣)，可是故鄉已物是人非，母親、外婆、舅舅全都不在。老屋倒塌成瓦礫，連墓碑也被草掩。我終於在一位老人帶領下，找到母親的墳—一個被荒草覆蓋的小土堆。那一刻，我跪在墓前痛哭失聲，連呼：「我來遲了！娘啊，我來遲了！」我燒滿地冥紙，立碑修墓，願她在天之靈不再受寒風之苦。在大陸的日子，我被叫作「台灣人」，回到台灣後，我又被人稱作「外省人」，這時我忽然明白，原來自己早已無家可歸。故鄉與異鄉之間，我只是漂泊的一葉孤舟。

我懷念早年的台灣，那時雖窮，卻人人團結奮發；如今富了，卻多了分裂與仇怨。台灣是我後半生的家，我愛這塊土地勝過長江與黃河。願這裡永遠和平，不再有戰火，不再有母親的淚。如今我老了，身上零件都快報廢了，回想一生，當過兵，流過血，雖無驚天偉業，卻問心無愧。這一生，我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母親，對得起良心。夕陽西下，我知道歸期不遠，只盼魂歸故里，與母親長眠於同一片大地。

我叫金必文，一個老兵。這就是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