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1929年農曆九月初一，故鄉位於四川省奉節縣大有山茶園坪（今劃歸重慶市）。父親李東山公雖未受正規教育，卻勤奮能幹，對酒坊、茶葉、雜貨、木石等行業皆有所涉獵，經營有成，家境尚稱小康。父親治家嚴謹，重視品德教育，對我的成長影響深遠。然而，我自幼體弱多病，幾乎所有常見傳染病都曾纏身。幼年時，曾有命理師斷言我活不過36歲。雖然當時年紀尚小，但這句話卻深深留在我的心裡，使我從小便學會珍惜生命、把握當下。正因如此，我總覺得每一天都是上天額外的恩賜，值得認真對待。5歲時進入私塾啟蒙，7歲插班進入國民小學二年級。由於未曾學習加減乘除，跟不上課程進度，經常受到算術老師責備，也遭同學譏笑欺負。這段經歷雖然辛酸，卻培養了我面對挫折的韌性。

進入中學後，正值抗日戰爭末期，社會動盪不安。地方上中共地下組織與幫會勢力活動頻繁，社會秩序混亂。年少的我無心向學，毅然離開家鄉，開始獨自闖蕩的人生。離家後，我曾漂泊街頭，歷經艱辛，先後擔任後勤運輸兵與水上警察等工作。這些經歷讓我看見社會百態，也磨練出獨立自主的性格。18歲時，我考入青年軍203師，之後又進一步考入軍校，展開軍旅生涯。在軍中服務期間，我逐漸認識自己的性格與志向。我明白自己並非適合帶兵打仗的將才，因此早早立定目標，準備在少校階級退役後另尋人生道路。

退役之後，我考入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深造。求學期間，我深感東方文化與宗教思想的博大精深，因此決定前往印度留學，專攻宗教哲學研究。印度之行不僅開拓了我的學術視野，也讓我深入理解不同文明與宗教傳統的內涵。完成學業後，我返回臺灣，受聘於文化大學任教，一待便是20餘年。在文化大學服務期間，我創立印度文化研究所，致力推動印度文化與宗教哲學研究。同時，我也推薦聖嚴法師擔任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自己則擔任主任秘書。後來，聖嚴法師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我則在自文化大學退休後，受邀擔任第三任所長，並兼任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主任。

我與聖嚴法師相識、合作30餘年，彼此理念相契，相知相惜。這段法緣不僅豐富了我的學術生命，也為我的人生增添許多溫暖與智慧。法師曾風趣地對人說：「李老是法鼓山的教父。」這句玩笑話，包含著深厚的情誼，也讓我倍感珍惜。我始終認為，人生能遇見志同道合的朋友與師長，是極大的福報。

回顧一生，我先後歷經3次退休：第一次離開軍旅生涯；第二次自文化大學退休；第三次則是從法鼓山退休。當我從法鼓山卸下職務時，已是77歲高齡。雖然退休了，但我對教育與文化工作的關心從未停止。

在教育工作之外，我長期從事學術研究與著述，累計出版20餘部專書，其中部分著作分上下兩冊出版。教學生涯中，我培養了30餘位碩士及10餘位博士，能夠見證他們學有所成，是我最大的欣慰之一。此外，30多年來，我持續推動兩岸文化與學術交流，與中國大陸學界建立深厚友誼。透過交流與對話，不僅增進彼此理解，也為文化傳承盡一分心力。

如今已近百歲高齡，我入住桃園榮民之家，過著平靜而規律的生活。回首往昔，從四川山村的孩童，到軍人、學者、教育工作者，再到今日的退休長者，人生歷經無數轉折與挑戰。

我常對親友說：「桃園榮民之家園地如茵，三面潭水如鏡，大樹參天，設備完善，服務周到，這裡真可說是人間天堂。」能夠在這樣舒適溫馨的環境中安享晚年，是人生莫大的福氣。此刻的我，選擇閉門思過、頤養天年，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來去得失。回顧近百年的歲月，我深深體會到：人生無須強求，重要的是盡心盡力，問心無愧；因緣來時珍惜把握，因緣盡時坦然放下。

隨緣，不是消極等待，而是在每一個當下認真生活；感恩，不是口頭言語，而是在生命歷程中珍惜所有相遇。若說我這一生有何心得，那便是：「惜福、感恩、盡責、隨緣」。這8個字，足以作為我一生最真實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