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之前在廣州工作，在日軍進逼、廣州失守前，我們全家就逃到澳門，那是葡萄牙的租界地，所以他就到內地去工作，在內地他還是當醫生，軍醫的本行。先前在廣州市他當過空軍司令部空軍醫院院長，以及廣州市衛生局局長，後來我們撤退到澳門的時候，他就只好到內地裡去工作。因為這樣，我們就跟著母親。 等到日軍又南下攻佔香港後，情勢危急，我們再從澳門經過西江逃到廣西，民國33年我們就在被日軍追打的情況下，經過一段非常艱困的日子，簡直像是喪家之犬。在戰火下家破人亡，什麼都沒有，全部丟光光。我們一家人，父親帶著我們兩兄弟，還有兩個我父親學醫的學生，五個人的小集團，就這樣在砲火之下，逃到貴陽

去。在貴陽安頓下來半年，34年初我跟我弟弟就雙雙去重慶。貴陽離重慶還有一段路，我們在我父親學生的男朋友安排下，搭美軍的便車到重慶去，他也是在空軍服務，他安排美軍的車子到重慶去。到了重慶以後我們借住父親友人黃醫生家，等待投考空軍幼年學校。 回想我們兩兄弟跟著父親及他的學生男女朋友倆，就在民國33年冬天的時候，經過冰天雪地，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才逃到貴陽。我們曾經住宿在冰天雪地的野外，這一幕我也永難忘記。在野地高山的時候，我們兩個人穿了全身的衣服，還蓋了被子，結果第二天早上起來就覺得這個被子怎麼好像鐵皮一樣，因為人呼出來的氣被結成冰，所以這個被子就變得像鐵皮一樣，嘩啦嘩啦響，裡面的水氣都結成了冰，

自己也覺得好玩。但旁邊還躺有死掉的士兵，以及哀哀叫的傷兵，這個景象是我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所謂流離失所如喪家之犬，真的就是這樣子。 我們還每天要輪流推獨輪車，我父親，我，還有我父親的一個學生，三個人輪流推，因為我弟弟年紀小，力氣弱一點，還有我父親學生的女朋友是個女生嘛，力氣小，我那時候雖才14歲，就自告奮勇要輪流推。 其實我爸爸的身體也不是很好，只有我爸爸的學生身強力壯，所以我們三個輪流推，一天大概走10公里。行李裡就只是一些細軟，很多東西都丟光了，當然有一些寄放在澳門的朋友家裡，不過後來也沒有下落，所以經過這麼一個戰火洗禮，所有的東西、依靠，連最重要的一些紀念品、相片及其他家裡一些貴重的

用具，通通都沒有了。 我父親曾經花錢買通一個軍方的車隊，結果在獨山的時候經過一個山坡上不去，軍方要維持秩序，他給你個機會，看你能不能過，不能過的話，為了要讓後面的人能夠通過，就把那車子整個推到山坡下去，你沒辦法，只能拿個幾樣值錢的東西下來，能揹多少就多少。 後來我父親的學生找到一個獨輪車，我們把重要的東西都放在車上推。到了晚上就不能隨處打尖，只好去旁邊廢棄的工廠，或是沒有屋頂的房子隨便找個地方，鋪一下就睡覺。第二天早上一起來，發現怎麼路邊這麼清靜，原來日本的騎兵已經跑到前面去了。他一天起碼趕100多公里的路，我們一天才10公里，當然他很快就趕上我們到前面去。 經過戰爭苦難的人，他就對今天

這種舒適、安樂和平的日子覺得非常地可貴；沒有經過戰亂的人，像現在的年輕人，就不會珍惜今天安樂的日子，他覺得還不夠好，還要貪求更享受的日子。所以我覺得戰爭帶來災難，但是它也讓人更加了解到生命的可貴，也更讓我們體認到安定社會的重要，因為它是提供給百姓安定生活的一個最基礎的條件。 問：您母親是德國人，是否會造成您小時候的教育與一般雙親皆為中國人的小孩不同？母親是否會介紹德國的文化習俗給您？　 答：沒有，沒有，我們小孩子只要是上學時就進中國學校，也沒有外國學校。我母親並不堅持要把我們送到教會或什麼外國教育機構，沒有，都是讀中國學校，所以我們自然而然就講中國話。我母親自己也學講中國話，所以溝通上

就沒有問題。但是我母親如果跟我們講德國話我們就不願意講，因為我們有一個最基本的拒絕理由，因為講德國話的話我們只能跟母親講，或是跟父親講，出去也不能跟別人溝通，自然而然我們就捨棄這個稀有的語言。 我母親最主要是把一個信仰的觀念提供給我們，就是每晚睡前，她會帶我們兩兄弟禱告，而且用德語禱告喔，這個德語禱告只有八句話，長大以後我也沒有接觸德語的環境，可是後來我進國防語文學校的時候，我因為是德文班第一期，才又重新學德語。後來我到美國跟我母親重新見面的時候，我還請她替我重新把這個禱告詞更正修正，所以我現在又可以用德文做禱告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