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中華民國的空軍月刊,陳月如老師(右)口述,蔣彤雲整理記錄。)
北京的女一中在西城,女二中在東城,我老家住在東城,所以高中我讀的是北京女二中,當時的女二中,是要經過入學考試的,高中畢業前夕,父親要我試試看考考北大,他說讀了大學,將來不愁沒飯吃,高中三年,我的數理化學成績一向不好,只能考北大文學院,北京大學的文、理、法、農、工、醫六大學院國際知名,六個學院又以中國文學系是重中之重,欲和全國最優秀的學生競逐,自忖非他們的對手,當時很徬徨,跟父親說可能考不上,父親是北京一個小縣城的縣長,他說:「試試看唄!不試,哪來的機會?」
北京當年的國民教育是從小學四年級開始學英文,就讀初中時,日本人占據了東北,從此全面禁止中國學生讀英文,改學日文,我雖厭惡日本人;但是對日語倒很感興趣,有一天正無聊的翻閱報紙,忽見報紙上刊登一則北大招生廣告,報紙上斗大的廣告深深吸引著我,上面寫著獲錄取日本文學系榜首將享受全公費待遇,闔上報紙,評估自己當時的實力,欲考取中國文學系是沒啥指望,於是私下打定主意報考日文系,後來放榜,我還真的以第一名成績考取日文系,成了日文系榜首。開學後,學校提供獎學金,食、住全公費,家裡沒花一毛錢,後來我在圖書館打工掙點零用金。當時家裡非常痛恨日本人,我未讓家人知道我就讀的是北大日文系,父親始終以為我讀的是中國文學系。
抗戰期間,為了躲避鬼子侵略,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在雲南昆明共同組成西南聯大,後來抗戰勝利,西南聯大解散,三所大學分別遷回原址復校,北大的文、理、法、農、工、醫回復原來的樣子。開學後,我們日文系在舊建築紅樓上課,當時我已是升大三學生,未料校長胡適開了校務會議,會中各學系教授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大陸與臺灣期間,燒、殺、擄、掠、姦無惡不作,校方決定解散日文系,開除所有日文系學生學籍,我們那一屆十多位同學,面對校方即將開除我們學籍,惶惶不可終日。
日文系四個年級所有學生集合開會,決定推派代表向校長胡適請願;但是說歸說,竟然沒人敢去面見校長,我自告奮勇願意代表同學前往,每天一大早,坐在校長辦公室外頭臺階上不走,一坐十幾個小時,石頭臺階又冷又硬,我個頭矮小,校長上下班經過,從不理會,坐了很久很久,有一天胡適問工友,這個學生坐在這裡做甚麼,工友奉命來了解,我要求直接向校長稟告,終於獲得校長接見,說明來意,強調校長和各學院教授愛國心切學生可以理解,但是希望不要開除我們學籍,讓我們有轉系的機會,胡適聽完揮揮手叫我離開,沒有明確說好還是不好。
沒有確切獲得校長的同意與否,我依然每天坐在台階上,從早坐到晚,在胡適早晚上下班進辦公室、和外出經過身邊時,依然起身畢恭畢敬向校長問安,有一天校長終於問我到底想咋辦,我請求校方同意我們轉至中文系,我們自願放棄之前讀的學分,從中文系一年級開始讀起,我請求校長寬宏大量,校長拗不過,經校務會議開會後同意了,讓我們日文系學生轉系到中文系就讀,同學們如願以償而雀躍不已。中國文學系畢竟是我熱愛和熟悉的學系,讀起來遠較日文系輕鬆許多,後來我不僅在圖書館打工,晚上還在報館裡兼記者。
大學畢業那一年,來自多省的空軍部隊集結北京,先生是湖南人,當時服務空軍第四大隊,初到北平,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興奮的到處逛,他的表舅和我的舅舅是空軍四大隊的同事,舅舅帶著我們玩遍北京城,他也到我們家和親戚家走動,當時我剛自北大畢業,兩人很自然的戀愛、結婚了。
後來國共內戰,兵荒馬亂中,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底空軍第四大隊部分技勤人員與所有眷屬奉命先行搭船來臺,部隊長、飛行員、與部分技勤人員則留守當地進行殊死戰,後來戰況吃緊,國民黨決定撤退臺灣,飛行員眷屬才奉命搭機來臺,先生是修護士,我跟著部隊頭一批搭船來台,一艘船上擠了滿滿的人,船艙裡擠不下,大夥兒就睡甲板上,後來船上米糧越來越少,不少眷屬當時懷著身孕,肚子餓到吐酸水,沒結婚的阿兵哥看著不忍,好心把飯拿給我們女眷吃,自己餓著肚子。當時我正懷了老大,沒筷子,為了肚子裡的孩子,顧不得形象,隨便撿了兩根細竹子扒飯吃,有些女眷乾脆用食指和中指兩根指頭當筷子,就這麼吃了起來,逃難真辛苦。
船在海上走了一個禮拜才靠岸,部隊長奉命最後一批飛抵臺灣,同時來台的,有結婚的,有訂了婚的,有的只是男女戀人,抵達臺灣時記得是耶誕節前夕,說這不行,咋住呢?於是在耶誕節當天辦了場集團結婚,很多女孩離開家時走得匆忙,獨自一人跟著服役空軍的戀人離鄉背井,遠渡重洋來到臺灣,身邊沒個親人,那場婚禮中,部隊長既是主婚人也是證婚人,這是一場既甜蜜溫馨,又傷感的集團結婚。
初抵臺灣,政府財政困窘,國軍薪水微薄,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家裡吃的、用的都得花錢,部隊長為解大家燃眉之急,讓基層修護士打借條,借錢得還啊!大家都沒錢,咋還錢?問:「啥時還錢?」部隊長說;「反攻大陸時候還吧!」後來聽說他把基層修護士的借條收走之後,一根火柴全燒光了。
第四大隊來臺之後,部隊最早駐防臺灣最南端潮州林邊,女眷住在學校教室裡,一間教室住七家,我在潮州生下老大,當初挺著肚子搭船來臺灣,後來大家都管老大叫偷渡客。說到生老大,還有一段插曲,有一天肚子疼,先生送我去軍醫處,當時的軍醫還管接生呢!軍醫看了看說距離生還早,先生騎著單車把我載回家,但是不放心在街上找了一位男醫生,男醫生問了我幾句之後看了看,搖搖頭說:「時間還沒到」,便離開,後來肚子又疼了,先生又把他找來,我用日語跟他溝通,他:「啊!妳會日語?怎麼不早說?」後來不僅幫忙接生,不收接生費用,產後來看我,還帶了一些嬰兒衣服和產褥墊,通通免錢,我問他多少錢?他一連三次說:「不要錢!不要錢!不要錢!妳好好休養吧!」
醫生有朋友在打魚,他特別把朋友打的烏魚送了幾條讓我補身體,後來我們成了好朋友,有一回醫生請我去聽歌仔戲,我雖是鴨子聽雷,但是人家好意也只能裝出很陶醉的樣子,他用日語問我:「妳懂嗎?」我用日語回答:「不懂!不過很喜歡歌仔戲的唱腔和身段」,醫生滿意的笑笑。
不久部隊移防嘉義,眷屬也跟著到嘉義,搬到嘉義建國二村,一排排房子,一排十家,屋子小,家裡顯得擁擠。
父親的朋友賀翊新當時是建中校長,離家前父親寫了一封信要我到了臺灣記得去找校長,我還沒有找校長,他先來找我了。當時建中正好有國文教師缺額,原本心動想去建中,先生說家和孩子都在嘉義,獨自一人去臺北做啥呢?後來經賀校長推薦,先在嘉女教國文,因為離家遠,於是請調到華商,再調嘉中。
先生修護士的待遇低,我兼了很多學校的課,包括夜間部的課,希望多掙點錢。半夜孩子起床上廁所,看見我還在批作業,會催促我快點上床睡覺;但沒辦法睡覺啊!明天作文簿得先批完,才能上作文課啊!每一篇學生作文評語,我都很仔細地寫,發作文簿給學生時要他們仔細看評語,有一回學生說他看不懂我的評語是什麼意思,我把學生的本子拿來一看,自己都笑了出來,上面評語:「我沒有錢!」原來前一天晚上孩子向我要錢買學用品,我急著改作文,頭也沒抬回答:「我沒有錢」,誰知竟把這句話寫在學生作文簿上了。
民國四十五年之前,家裡沒有單車,每天趕搭基地交通車去學校,當時甫晉升中隊長的陳燊齡長官,看我辛苦趕車兼課,要修護士用飛機報廢材料,幫我拼湊一輛腳踏車。因為是用飛機報廢材料拼拼湊湊,所以獨一無二。我如獲至寶,每天騎著單車趕學校兼課,後來鎖頭壞了,我也無暇配鎖,有一年高中聯招,同事借去監考,被偷了。單車失竊,讓我難過許久,只好分期付款另外買了一輛腳踏車代步。
我說我這一輩子啊,彎彎曲曲太多了,離開中國大陸地區前,父親摸著我的頭,要我:「去去(臺灣)就回來!」誰知這一離開,就是數十個年頭。跟著先生過了幾十年,先生是基地修護士,待遇菲薄,我們也曾經打借條跟部隊長借錢過日子。三個孩子陸續出生,負擔重,我只能拼命兼課貼補家用,教過的學生多如繁星,最早的學生如今都已升格當了阿公、阿嬤。
大學畢業那一年我離開北京,飄洋過海來到臺灣,輾轉落腳嘉義,自此未再離開。如今九十四歲,算一算,在嘉義過了七十個年頭,我一生的記憶都在嘉義發生,常有人問我:「是哪裡人?」我總是理直氣壯地回答:「嘉義人,畢竟這裡有我這輩子大部分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