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夏天，我被派駐在臺灣中部大肚山腳下的一所教學醫院擔任第二年實習醫師。大肚山的落山風硬是吹了一年，其間發生的一些人與事件好似伴隨一生。年輕的歲月裡夾雜著成長的痛苦與歡樂，發生在老宋身上的事，我卻怎麼也忘不掉。 老宋是一個約莫六、七十歲的榮民伯伯，因為慢性腎衰竭的末期症狀而住院。在那個年代，這樣的病患司空見慣，是不會引起什麼特別關注的。 然而老宋的兩個女兒從山東老家跑來看他的時侯，還真是惹起一陣不小的騷動。 原來老宋當年跟著中央軍南撤的時候，大女兒尚在襁褓，二女兒還未出生。一晃眼間幾十年過去了，一邊呢是退了伍，進了榮家，可是尚未安享晚年，自己重病纏身；另一邊呢自幼父親失去了聯繫，

全由母親一手拉拔大。母親過世後，兩姊妹守著配到的幾分薄田，就這樣著活了下來。大陸同胞來臺灣探親，在今日算不得是什麼大事，但在那個年代可真是少見。詳細的情形我也不清楚，只知大致是兩邊通了信（兩姊妹不識字，得找人代讀代寫），老宋發了瘋似地堅持要回去，但是需要每周接受洗腎的客觀條件讓他死了這條心。姊妹倆得悉父親的身體狀況後，知道父親已經來日無多，也吵著要過來臺灣一趟。可你想想兩個沒有機會受教育的鄉村農婦，經濟上大概只能維持糊口，不要說飛機，恐怕連火車都沒坐過，要從山東的鄉下到臺灣的臺中，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真是談何容易。 中港路上的台中榮總，長久以來一直是榮民弟兄在某種程度上的精神堡壘。因為除了身體

上的被照顧外，更重要的是得到了某種心靈上的慰藉。你常常可以看到他們三五成群地擺開龍門陣，由錦州到徐蚌，由四平街到古寧頭，有厘頭或是無厘頭地吼著嗓子，要不就動不動敞開衣服讓你看看戰役後留下的傷疤。有些人說那還真粗俗，可是我總覺得那不過是一群苦無知音的老伯伯們，藉由每隔幾周看門診拿藥的機會，找尋那個上回跟他吵架的槓子頭今天來了沒。確定逐漸凋零的彼此是否還依然健在，有時還真是一種無奈的習慣。誰叫他們的共同記憶，竟已成為一種難以替代且快要被遺忘的特殊語言。我還記得那年孫立人將軍住在這家醫院的時候，病房門口雖然沒有花籃與簽名的方桌，但經常可看到榮民伯伯帶著兒輩們恭敬地、遠遠地站在長廊的另一頭，搖頭晃腦地

講述著些什麼。只見房門打開，一個高大的老人坐在輪椅上，由有著同樣高大個兒的青年人推了出來。一群老態龍鐘的榮民伯伯們倏然地立正站好，目迎目送，一下子整個人就好像又年輕了回來。也許他們並不是仁安羌一同出生入死的換帖哥兒們，但就是有那麼一種微妙的氛圍幽幽地連結著這群老榮民彼此，有時甚至感染到我們這些未來的「小榮民們」（他們對我們這群國防醫學院實習醫師的暱稱）。 所以，對於老宋這次的事而言，這種強烈的氛圍就不足為怪了。大家心中都在磨蹭著、嘀咕著。老宋啊，再怎麼著你這次也非得撐著點兒不可。老宋在醫院向來就有九命怪貓之稱，好幾次都是在快不行的邊緣被硬救了回來。但每次在離開鬼門關之後呢，他總是又嚷嚷著為

啥又要拖著這條老命？也許是吧，一周周地洗腎、一次次地病危，讓我們這位九命怪貓已一步步地消逝了對此生的眷戀。這次的住院，腎功能的指數越來越差。幾次腦昏迷下來，醫生們早已知道再出去的機會不大。我是照顧他的實習醫生，就這麼看著他硬是與時間賽跑，作生命的最後一搏。每次幫他抽血，從沒唉呀過一聲，只一個勁兒問著今兒個到底是幾號了？是在算日子，算女兒來的日子，算自己走的日子。 其實，在那樣的年代裡，像老宋這樣在臺灣沒有成家的榮民伯伯們，唯一的期盼大概就是在身子骨還能動的時候，回老家去一趟罷！看看家鄉與家鄉裡還剩下來的人；嚐嚐泡糢與泡糢裡連結著的記憶，說不定這就能讓自己走的時候覺得踏實些。但老宋呢，老宋怎

麼辦呢？一個再也平凡不過的老山東，青年的日子去打鬼子、打老共；壯年的日子也還能挖山洞、築橫貫；而老年的日子呢？老年的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當初一同住進榮家的弟兄越來越少，數著自己住院的時間越來越長。鄉關雖一海之隔，大陸卻越來越遠。或許是一種作為父親的堅持吧！讓他一定要活著見到女兒。看不到鄉關，總得要見到鄉關來的人。 當然，一些常理上會產生的問題也相繼地在大夥兒心裡滋生。大陸來的姊妹花到底長得什麼樣子？一個幾乎之前從未謀面的父女相認會是怎樣的情景？兩姊妹能待多久？老宋就算撐，可最後又能撐多久呢？這些不得不被想到的事似乎成為一種難以言喻但事實上又潛藏著的疑問。疑問逐漸變成每個人心頭的壓力。 壓

力雖然持續地升溫，卻又耐心而隱忍地等待著被釋放。我記得父女見面的那天，整座病房出奇的安靜，沒有看熱鬧的人群，也沒有貪婪好事的眼光。大夥兒倒像是有著一種共同的心事或默契似地，靜靜地等待或承受著事情的發生。終於，一陣陣的啜泣聲從老宋房裡慢慢地傳出，雖然微弱而壓抑，卻總叫人心中的石頭放了下來。這當兒沒有人想要敲門打擾或寒喧問好，聽到的只是一陣陣的嗚咽聲從其他的房裡也傳了出來。這些年來這一幕經常在我腦海浮現，揮之不去。在這個時代中一種還不算太壞的宣洩方法，竟是在別人的故事裡，流著自己的眼淚。一種生為世間人子的共同沉痛，總讓我們往往感傷的不只是自身的遭遇。 話說兩姊妹來了之後，老宋這間雙人病房的另外

一張床就這麼著空在那兒，這使宋伯伯和女兒們擁有最完整的親密空間（我後來想想，總覺得可能是管床位的醫師在暗中幫忙）。兩姊妹也幾乎是寸步不離地待在父親的身旁，很少出房門。也沒有人去跟他們說三道四的，問問日子怎麼熬過來，又要怎麼熬過去。大家能做的恐怕就是把「時間」這個東西盡可能地留給他們罷。幾十年的孺慕之情，幾十年的相思之苦，卻只能把握這不知道到底還有幾天的相聚時光。時間是他們的僅有的籌碼，也成了他們唯一的敵人。 由於我常要幫宋伯伯抽血打點滴什麼的，所以漸漸地跟兩姊妹熟了起來。說起這兩位山東大姐，初見面時還真是會叫你嚇一大跳。斑駁的皺紋，沙啞的口音，配著一副蒼老又黑青的面容，看起來實在是比實際的

年紀大了太多。那張被太陽曬到好像永遠也白不回來的臉，其實正貼切地反映了一種憨實而昂然的韌性。這種韌性恰如其分地表現在一個神秘的「袋子」裡。這得回頭說到兩姊妹來的時候，除了身上穿著的，另外就只帶著個很大的布袋子。袋子上頭紮實綁著個麻繩，誰也不知道裡頭到底裝著什麼東西（也或許是大夥不好意思問）。要不是老宋後來偷偷地告訴我，任誰也不會猜到那裡頭裝著的竟全是——硬饅頭！因為女兒們不知道到底要待多久？或是能待多久？為了不求人，最節省花費的方式恐怕就是用老家的硬饅頭填肚子。一天一個硬饅頭，反正喝水不用錢。兩姊妹沒有見人喊苦，逢人哭窮。而倒是這種逆來順受的生存意志叫人既心疼又讚賞。我著實地看見原來生命底層中

居然存有一種可以這麼強韌的東西。 為了老宋，記得我跟護理長發了一次飆(這大概是我實習時唯一的發飆紀錄)。那是在快結束腎臟科那個月實習的一個早晨，我發現老宋被理去了頭髮；姊妹倆有些不安，卻又似乎不敢（或是不好意思）講出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原來，新來的護理長從美國進修返國，定了一些規矩，其中一條就是病人的頭髮不能太長。凡是長度超過者，即直接請樓下的理髮班上來理髮。當然，頭髮理了人看起來是清爽了些，但對宋伯伯這家的三口人來說，這可是幾百塊新台幣哪！我搞清楚後真是一肚子火，越想越氣，一個勁兒地往護理長辦公室跑，沒好氣的劈頭就問：「阿長，是你要宋先生理髮的嗎？姊妹倆省吃儉用，無非就是想待久一點兒，多陪

陪父親。幾百塊新台幣也許就能多撐一個禮拜！頭髮就真得那麼重要嗎？」大概平時很少有實習醫師敢這樣子跟她衝起來，我們這位老學姐就這麼地愣在那兒聽我發飆，我越說越激動，最後竟然無法壓抑地哭了出來（那真的是一種宣洩，一種釋放，一種無可抵抗的悲從中來；但也許更是想到了父親。父親求學時家中的經濟情況無力支應學費，也是這麼一天一個硬饅頭熬過來的）。在一陣啜泣後我平復了下來，只見她竟也紅著眼說：「回去吧！你將來會是一個好醫生的！」 老宋是在我離開腎臟科病房的隔月走的，兩姊妹之後大概也就回大陸了。我呢？我開始準備研究所的考試，所以經常深夜讀書。讀累了就跑到宿舍的頂樓看夜景，讓萬家燈火與山風月影重新把我歸零。

夜風中，老宋的事總是縈繞心頭。心在天山、身老滄州，此中酸楚，放翁不早就道盡？兩姊妹一直希望把父親整個人帶回山東老家土葬，但這事困難度太高，最後還是抱憾而歸。而我，總覺得中港路的燈火在黑夜中就好像一條通往天上的梯道，蜿蜒地照拂著世事的無常與有規，老宋就守候在這天梯的盡頭，那兒是天山，也是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