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非軍中人，卻含眷村情。 從母親帶著他們搭上成都最後一班來台軍機開始，高信疆一家人，就展開「逐眷村而居」的生活。 因為烽火連天的抗戰以及後來的國共內戰時期，行醫的母親對空軍眷屬的善心照應，自此， 偌大眷村中永遠有高家的一席之地。 高家一家人和空軍眷村的故事，輝映著大時代的一片人性善意。 力倡鄉土文學，認同台灣土地的高信疆，也是力持中國文化，保存傳統根基的高信疆。 長年的文化引領工作，眷村是他源遠流長的源頭。 我雖然不是軍人子弟，但在個人的成長過程中，總是離不開眷村。 民國三十三年，父親擔任西北移民處處長時，在任內殉職。母親帶著五個子女，在戰亂中掙扎著生活，所幸母親畢業於河南

大學醫學院，憑著一技之長，在西安做婦產科醫生、主任，後來接任了救濟醫院的院長。 母親自身雖然辛苦，仍舊在最大範圍內，不斷的救助別人。對窮苦人家一概不收費用，幫助別人接生或看診後，還常常送麵粉、衣服、尿布或者雞蛋給對方。 民國三十六、七年間，西安西關一帶的空軍，也都知道母親的醫院和醫德，常常來找母親看病、接生。那時在大陸，軍人的生活狀況並不好。當地的軍人和眷屬，都非常感激母親的照顧，尊敬的喊她「高大夫」、「高大姐」。 到了民國三十八年，局勢動盪不已，空軍擔心我們的安危，商得了母親的同意，就開著吉普車，載我們一家隨他們遷到成都去。過了半年，成都也危急了，就是這些空軍的朋友，載著媽媽到一家家去

簽名，以聯名上書的方式，向當時的成都空軍戍守司令徐煥昇陳情。那時情況緊急異常，徐將軍竟破例批准我們，搭乘了最後一班軍機，及時離開。兩天後，成都就易幟了。 從此，我們就和軍人結下不解之緣。人說「逐水草而居」，我們家到台灣之後，則是「逐眷村而居」。 「我們和眷村保有一種微妙的關係。既是住在眷村的人，又不是軍眷子弟，但是眷村卻在我們生命中，投下了影響深刻而重大的因子。整個村子的情感、人事，都在眼前躍動，也在心中滋潤，陪伴著我們，一天天成長起來。」 「如今回想，也確實不容易，我們不是軍人，眷村卻破例提供了我們一個棲息之處，營生之地，邀請母親出任眷村醫務所的大夫，也等於再度肯定了母親對空軍眷屬的貢

獻。在桃園〝僑愛新村〞以及附近的居民，多年來從母親手中接生下來的孩子，超過了四千人。這種關係，真是血肉相連。早期大哥信鄭在台大唸書時，寒暑假回來，就為村子裡的孩子義務補習，也是一份回饋眷村的心意。村子裡組織籃球隊時，三哥信鄧也去幫忙帶球隊。二哥信譚從國外留學回來，娶的二嫂還是村裡李媽媽的女兒呢。」 我出外求學、工作數十年來，並不覺得離開了眷村，因為經常回去，到現在為止，精神上也覺得從來沒有離開；即使母親過世了，心中依然會常常惦念到村子裏的種種。是的，村子一直在那裡，還是老樣子。 （摘自《落地生根──眷村人物與經驗》一書。民國八十五年允晨文化出版，楊放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