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是國家的國民，保國衛民，是我們的責任，我們當時年輕，應該保護國家啊！被日本人欺負，當然不可以！我們是男子漢，應該保國衛民，保護我們國家的主權，是我應該做的，犧牲了我也高興，這是我們的責任，沒有話講，打死就算了，因為沒有打死，活到了現在。」
伯伯不諱言「戰爭開始時有點害怕，真打起來都不怕了！無所謂了！你前進還能有點立功及活的希望，後退只有死路一條。」再三強調「作戰只能前進，不能後退，後退準死，活不了。後面隔五至十公里有一個『軍紀督戰隊』，你退就把你打掉，你貪生怕死就不要了！要你幹什麼，只有上級下命令(轉進)時整個部隊退才能後退，上級沒有命令不行，一個人不可以退。」
民國三十年在湖南

省抗日的長沙會戰最為慘烈，其右耳上頭部之傷疤即為與日本人肉搏戰時，遭刺刀刺傷留下之疤痕。「當天約晚上12點到1點左右，雲很多，又暗，又沒有月亮，看不見，只能聽聲音，看黑影，根本看不到人影，日本人來攻擊我們，我們聽到日本人的皮鞋沙沙梭梭聲響，我們是『草鞋部隊』，穿著即膝棉襖配草鞋，在及胸的深壕溝裡與日本人肉搏戰。日本人攻過來，我們一個班別在壕溝裡面，聽到聲音響，看到黑影子，用刺刀往黑影子捅過去，捅沒捅到不知道，他們的刺刀也捅過來了，我聽到『咻！』，頭一歪，刺刀從頭側邊過去，我戴著鋼盔，那時抗戰的鋼盔是用帶子綁的，結果帶子被捅斷了，帽子掉了，頭擦破了，留一個疤。
如果我頭沒歪，就正中頭中心死

掉了！不過刺傷是輕傷無所謂，繼續作戰，我們一個步兵連一百六十人待在長沙跟日本作戰，一戰下來只剩二十五人，其他人都犧牲了！有些被刺死，被炸彈炸死，被手榴彈炸死，我後腦一個長疤也是被手榴彈炸的，當時覺得頭不舒服，一摸都是血，當時沒有藥，抗戰時哪有藥，只好抓一把香灰按著止血，再把腳的綁帶解下來綁頭部包紮，一個禮拜後結疤就好了，所以我的頭現在都坑坑洞洞不平。」
「日本投降後，民國三十八年，部隊增編整併要受訓時，毛澤東又造反了，又要去打毛澤東，在湖南湘西與林彪率的部隊打，把他們趕到湘西大山裡，我們就不追了，回到衡陽，重新整訓。後來部隊調回南京，我們被編到衛戌司令部，維持南京生活的秩序，後來南京的司

令叛變，共產黨的部隊打過來，我們又調去下關港口與共產黨的部隊作戰，這一戰打下來，我們又轉到江西再轉到武漢，又大整編，我們編到湖南程潛及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部隊裡，結果二人又叛變。
當時我是警衛營第二連的上士班長，我們副司令王天鳴中將說：『司令叛變我不叛變，不願意跟著去的跟我走。』副司令帶著我們，開著十部大卡車，把機槍架在車子上，從湖南長沙衝鋒向湘西及湖南衡陽前進，前面有叛變部隊擋道就拿機槍打，我們機槍一打，他們就讓開了，我們就走了。我們到衡陽以後，司令官黃杰就在衡陽，他是當時國防部次長，國防部就派他來把我們的部隊收編

，後到湘西跟共產黨的部隊打。
湘西一戰，三個軍(十四軍、一OO軍、一O一軍)，加上我們這個營，這一戰最慘，五十多萬人，只剩下二萬多人，集中在湖南。之後，司令官把我們調到廣西桂林，又整編與廣西地方的叛變部隊打，這一打更慘，打到沒糧沒彈，光有槍，沒有子彈怎麼打，當時政府已從廣州遷到臺灣來，我們還在大陸湖南作戰補給不上，少少的部隊只有撤退，撤到廣西桂林，轉進柳州，再進到越南。」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跟著黃杰的兵團到越南，當時的越南是殖民地由法國統治，我們由法國人補給米、蔬菜，當時我在管訓中區當補給上士，就是管糧，管被服，後來我們自己挖空地種蔬菜吃，那幾年比較清苦。後來政府派了一個梁少將跟

我們一起生活了一年多，主要目的是為了考核我們『忠不忠貞』，『是不是真的愛國』，聽取並記錄我們講話、訓練跟一切行動，怕我們的腦筋有共產黨的思想不忠貞。不過怎麼會不忠誠呢？抗戰打日本，打完日本又打共產黨，還會不忠貞嗎？」
「民國四十二年，政府對我們考核沒有問題後才派大貨輪、登陸艇到越南花將近一個多月的時間，把我們含眷屬，三、四千名難民，共三萬多人，分三批接回到臺灣，第一批是三艘大登陸艇；第二批是三艘大貨船；第三批又派四艘大貨輪。接回來時，毛澤東在後面要把我們攔截拉回去，結果政府跟美國交涉，美國的第七艦隊派飛機在空中掩護，地面派兵艦在公海上保護我們，所以我們才離開越南海域回來，法國的兵艦送我們

出海離開越南，到海外五公里才撤離，要不是在南海換美國的飛機和兵艦在兩邊保護我們，使得共產黨的船在廣西不敢開過來，不然我們又會被共產黨接回大陸回不來寶島了！回到臺灣從高雄港下船，一部分編到海軍，一部分編到裝甲兵。」
民國四十六年，我跟著部隊兩年輪調一次(三角輪調)到金門，遇到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的「八二三砲戰」，此戰役打得非常激烈，金門子彈滿天飛，遍地如同下雨一般，要低姿勢匍匐前進在交通溝下走，並以坑(掩體)掩護，子彈才打不到，不然出來一定會受傷，當時導致弟兄們諸多傷亡，我的左後大腿也在匍匐前進時被打到牆壁反彈的槍子彈射到受傷，只傷到肉，沒傷到骨頭，所以還可以走路。軍隊均使用無線電聯繫

，砲彈一歇，即將臉塗上泥巴，頭上配上樹枝偽裝，並帶著槍及手榴彈等武器出坑(掩體)蒐集情報。」
    民國六十二年七月一日，杜伯伯自花蓮北埔營房退伍後定居花蓮。杜伯伯提到：「民國八十一年寫信經當時英國統治下香港的朋友轉到大陸，我才連絡上家鄉的二哥，後來我一共回去三次大陸。政府開放探親後，民國八十二年我才第一次回去大陸，當時村莊還在，但父母和老一輩都沒有了，姐姐在我作戰時死了；大哥是後來被共產黨鬥爭死了；妹妹被共產黨鬥爭餓死了，只有二哥還在，但二哥因為家裡是地主而被安『剝削窮人』的名義，沒收田地且被共產黨勞改三年，其他人都死光了，通通都沒有了！有姪兒、侄孫子、

侄外孫都有，但是都不認識，那時大陸一窮二白，衣服都是補釘，生活很辛苦，跟現在大陸有錢，都是開跑車，穿皮鞋，穿西裝不一樣。八十五年第二次回去，二哥也沒有了。一O七年第三次回去，村莊、稻田、水塘都沒有了，只有兩邊的山還在，村莊剷掉了開往來八線道的路，其他蓋高樓、馬路，村裡的人都不認識，什麼都沒有了！姪兒、侄孫子、侄外孫都搬走找不到了！我成了真正的孤兒，沒有家了！後來才用電話找到四散在各處的侄孫們，將當兵未盡的孝道，後為父母修墓盡孝。」
「我現在只有臺灣這個家，大陸都沒有家了！」一席話，道盡了杜伯伯在國家戰爭歷史洪流下的未盡與無奈，但對國家的「忠誠」，深鑄骨血，終不悔。